毕业那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收拾行李，把攒了四年的东西该扔的扔该送人的送人，最后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只木雕小猫，表面的漆磨掉了不少，“棠”字都快看不清了。我看了它很久，然后把它塞进了行李箱最里面的夹层。

回国那天是下午的航班，落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。打车回家，家里没人，客厅灯黑着，玄关摆着我妈的拖鞋，我爸的外套搭在沙发上，茶几上放着半杯凉掉的茶。一切都很熟悉，又好像哪里都不一样了。

我拖着行李箱上了楼，自己的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床单是新换的，窗户擦得干干净净，一看就是我妈提前收拾过了。我把行李箱往墙角一推，倒头就睡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把人折腾得骨头都快散架了。

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，楼下隐约有动静。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穿着拖鞋下楼，想着大概是我妈回来了。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，脚步突然顿住了。

客厅的灯亮着，玄关处站着一个男人，正在低头换鞋。他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，里面是浅蓝色的衬衫，袖口挽到小臂，露出一截线条分明的手腕。他比四年前瘦了一些，下颌角的线条更锋利了，整个人气质沉稳了许多，但那双眼睛没变，还是又深又沉，像一潭搅不动的水。

他换好鞋抬起头，看见站在楼梯上的我，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顿住了。

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手指动了一下，指节蜷起来又松开，像是在极力克制什么。他的眉宇间带着明显的倦色，眼底有淡淡的青黑，大概是刚下夜班。他看了我几秒钟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有点哑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我心里憋了四年的那口气，在这一刻突然全涌上来了。那个晚上他说“早点休息”的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闪过去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得像掺了冰碴子：“关你什么事。”

说完我转身进了厨房，手撑着料理台，后背对着门口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我听见身后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是他的脚步声，一步一步走远了。

冰箱里有我妈留的饭菜，我拿出来热了，味同嚼蜡地吃了半碗就吃不下了。上楼把自己关进房间，手机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，是微信班级群里的消息，毕业回国的同学们在约饭。我一条都没回，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，闭眼睡觉。

凌晨两点，我是被疼醒的。

小主，

小腹像被人拧了一把似的绞痛，接着就是翻江倒海的恶心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冲进卫生间，趴在马桶边上吐了个昏天黑地。吐完之后疼痛不但没有缓解，反而越来越剧烈，冷汗一层一层地往外冒，把睡衣都浸透了，整个人蜷缩在卫生间地板上，牙齿咬得咯吱响，连喊人的力气都没有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可能也就几分钟，卫生间的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了。栾鹤华蹲下来的动作带着一股风，他一只手托住我的后颈，另一只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，眉头皱得死紧。他什么都没问，弯腰把我整个人打横抱了起来。

我疼得意识都有点模糊了，只感觉到他抱得很紧，走路又急又稳，下楼梯的时候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他把我放进车后座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地抓住他的袖口，他动作停了一瞬，然后轻轻把我的手掰开，低声说了句“别怕”，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，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。

到了医院，我被推进急诊，刺眼的白炽灯照得我睁不开眼。医生说大概率是水土不服引起的急性肠胃炎，但保险起见要做个全面检查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手上扎着点滴，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

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我偏过头，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，看见走廊里站着两个人。一个是穿着白大褂的主治医生，另一个是栾鹤华。

他也穿着白大褂，胸前的工牌在灯光下反着光，上面写着几行字——心血管外科，主治医师，栾鹤华。

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好几秒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

主治医生翻着手里的检查单，问了句什么，我听见栾鹤华用一种很平静的口吻开始说话，声音不高，但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她小时候有过过敏性紫癜，对头孢类药物过敏，青霉素也不太行。八岁的时候得过一次肺炎，住院住了两周，当时用的阿奇霉素效果还可以。海鲜类的东西她吃了会起疹子，芒果也不行。她对疼痛的耐受度偏低，止痛药的剂量需要调一下……”

他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没有任何停顿，像是在背一份烂熟于心的病历。

主治医生听完沉默了两秒，低头在单子上记了几笔，然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语气里带着点揶揄：“庄医生，女朋友啊？”

我下意识地就想开口反驳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——四年前是他亲手把那条线划得清清楚楚的。

可我还没来得及张嘴，就听见栾鹤华的声音从走廊传进来，干脆利落，没有一丝犹豫。

“嗯。”

我整个人僵在病床上，瞪大了眼睛盯着天花板。

主治医生笑了一声，递过来一张手术同意书模样的单子，“那就行，这个得家属来签一下，她家里——”

“她哥也是我。”

栾鹤华的声音平静得没有波澜，伸手接过笔，低头在单子上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躺在床上，侧过头，透过那扇玻璃窗看着他签字的侧脸。走廊的灯光从他头顶打下来，他的睫毛在眼下投了一小片阴影，手指握着笔，骨节分明，稳得像拿手术刀。

签完之后他把笔帽扣上，还给主治医生，然后转过头来。

他的视线穿过玻璃，笔直地落在我的脸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