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沈念棠。

认识我的人都说，我这辈子做过最出格的事，就是喜欢上了刘霄航。

那是高二那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去德云社听相声。闺蜜林溪拽着我挤过人群，台上那个穿深蓝色大褂的少年正在使活，一个现挂逗得满堂喝彩。他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，右边那颗虎牙若隐若现，耳骨上却戴着一枚银色的耳钉，在舞台灯光下晃得人眼睛发烫。

林溪说他叫刘霄航，是郭老师的徒弟，霄字科的，今年才十九岁，已经能攒底了。

后来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。大概是我又偷偷去听了很多场他的相声，大概是有一次散场后他在后台门口撞见了我，大概是他说了一句“哟，又是你啊学霸，作业写完了吗”。

大概是他太好，好到我忘了自己是个乖乖女。

那段日子像偷来的一样甜。他下了晚场会骑车送我回家，二八大杠，我坐在后座攥着他被风吹得鼓起来的大褂衣角。他在天桥底下给我说单口，说急了就冒出一口天津话，逗得我直不起腰。他把那颗银耳钉摘下来放在我手心，说这是他在戏校第一年自己攒钱买的，跟了他六年。

所有人都说刘霄航爱惨了沈念棠。师兄们见了我都喊“弟妹”，他师父郭老师知道了也没说什么，只让他别耽误练功。那时候我真的以为，我们会一直这样好下去。

直到那个暴雨天。

高考前三个月，晚自习结束已经快十点了。他那天在三里屯有演出，我说不用来接，可他还是来了。我没等到他，却等来了三个染着黄毛的混混，他们把我堵在学校后门那条没有路灯的巷子里。

雨水顺着我的领口往下灌，我退到墙角，后背抵着冰冷的水泥。

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领头的那个混混被人从后面一脚踹翻。我抬头，看见刘霄航站在巷口，大褂下摆全是泥水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，眼睛里的光却像淬了火。

“操，哪来的臭小子，找死是不是？”

我不知道那把刀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我只记得刘霄航把我护在身后，他的大褂被割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然后是第二刀、第三刀，有人在喊，有人在骂，雨声很大，盖住了所有的声音。

最后那一刀刺进他胸口的时候，我听见他闷哼了一声。不是那种惨叫，是很轻很闷的一声，像是怕吓到我似的。他倒在我怀里，血从大褂底下洇出来，和地上的雨水混在一起，红得触目惊心。

我抱着他，他的身体在发抖，嘴唇白得没有一丝血色。可他还是费力地抬起手，冰凉的指尖触到我的脸颊，一点点替我擦掉眼泪。

“别……别哭。”他的声音轻得像要碎在雨里，“你一哭，我……我包袱就抖不响了。”

“刘霄航！刘霄航你傻不傻啊！”我攥着他的手，那枚银耳钉硌在我掌心，硌得生疼。

手术室的灯亮了七个小时。

郭老师、于老师、霄字科所有的师兄弟全来了，走廊里站满了人。张九龄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王九龙眼眶通红，把矿泉水瓶捏得咔咔响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手术室门上的红灯，亮得人心头发慌。

刘霄航的命保住了。

郭老师后来跟我说，那把刀离心脏只有不到一厘米，再偏一点点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他在ICU躺了三天三夜，又在普通病房住了一个多月，师兄弟们轮流照顾，台上台下都替他顶着。

可他醒来后看我的眼神，是空的。

医生说是创伤性失忆，可能是暂时的，也可能是永久性的。他记得所有人——记得郭老师教他的第一个活，记得和张九龄一起罚过的站，记得王九龙爱吃什么馅的饺子。唯独我，像一个被精准擦除的错误，从他的记忆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他母亲来的那天，我在病房外面坐了一整个下午。她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眼睛肿得厉害，看见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忽然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。

“阿姨求你了。”她攥着我的手，力道大得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，“因为你，阿肆差点死了。医生说再有下次……再有下次就真的救不回来了。阿姨求求你，离他远远的，永远别再见他了，行不行？阿姨给你磕头……”

我说好。

我没有让她磕头，我把她扶起来，然后去机场买了一张飞往巴黎的机票。第二天上午十点的航班，单程。

走之前，我把那枚银耳钉放在了病房门口的信封里。信封上什么都没写，我知道郭老师会帮他收好的。

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靠着舷窗，把脸埋进围巾里。那条围巾是他去年冬天送我的，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点檀香的味道——他师父爱焚香，他身上也沾了那个气息。我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，可眼泪就是止不住地流，空姐过来问了我三次是不是不舒服，我说没事，就是有点想家。

可笑，我还没离开，就已经开始想家了。